1933年6月，根据上级的错误命令，西北地区唯一一支红军主力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由于敌众我寡，红26军第2团一路遭到优势敌人围追堵截，根本无暇建立根据地，最后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打散。部队领导人刘志丹、王世泰等在终南山中与敌人艰苦周旋，几经辗转历险，后来在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黄子文等人接应下，好不容易才脱险回到照金根据地。

       红26军2团南下失败后，照金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剿，重又沦为游击区。李妙斋、张秀山等带领数量很少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整天钻山入林与敌人周旋，无处安身，难以休整，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搞得非常艰苦。好在这时发生了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受敌人围剿而失败，余部在王泰吉率领下北撤进入照金根据地。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坚持渭北斗争的黄子祥、杨森领导的新成立的红26军第4团，陈学鼎、张邦英领导的红军耀县游击队第3支队等部也相继退入了照金根据地。几支队伍的到来，增强了照金根据地的斗争力量，为重建主力红军打下了基础。

       由于几支队伍互不统属，思想状况也很混乱，急需解决建立统一领导和重振军心的问题。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第4团、耀县游击队负责人在照金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陈家坡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陕甘边特委的秦武山、李妙斋、张秀山和陕西省委代表高岗、红26军第4团政委杨森，耀县游击队党代表张邦英、队长陈学鼎等人主张三支队伍统一行动，齐心协力度过难关，战胜敌人。而红26军第4团团长黄子祥、参谋长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各支队伍统一行动，提出各回各地区打游击。面对这个决定陕甘边区游击运动命运前途的关键问题，两名年轻的会议执行主席坚持正确主张寸步不让，明确否定了分散行动的主张，并诚恳耐心地说服黄子祥等人，反复晓以大义，申明利害。

       当时在退入照金根据地的各支队伍中，红26军第4团的人枪最多，战斗力最强，团长黄子祥在部队中的威望很高，他的主张具有一定代表性，与会的红26军第4团干部大都支持他。当黄子祥的意见转变后，终于为实现各支队伍联合行动消除了主要障碍。

       接下来是讨论关于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领导人选问题。多数人都主张由黄埔一期出身的王泰吉任总指挥，但少数人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对于多数人主张由陕西省委代表高岗出任总指挥部政委，以显示省委对陕甘边红军的直接领导，他们却怀疑高岗的身份，也持反对意见。为了统一认识，会上进行了艰难反复地辩论，直争了一个下午又一个晚上，才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指挥红26军第4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并确定了不分散兵力，集中主力开展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

       关于陈家坡会议上的激烈争论情况，张秀山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和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曾两次提到，是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意见：“在陈家坡，这个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这次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把他们讲得没有话可讲，进行表决之后，但他们还是不服从。他们说，组织斗争是真理，虽然你们是多数，但不是真理。后来再经过辩论斗争，又表决，才使他们服从了。”“现在想起来那个表决是非常危险的，当时只差两只手，如果他们再多上两只手，那事情就难办了。”

       历史证明，陈家坡会议在关系西北革命前途的关键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为日后西北主力红军重建、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和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张秀山后来回忆说：“红二团南下失败，二十六军的旗子之所以没有倒，靠的是三原、耀县的农民。红二十六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主要靠的是渭北和照金苏区的群众，以后才发展到整个陕甘边苏区。”

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在王泰吉、高岗等人指挥下，连续打了一些小胜仗，驱逐了根据地内外的部分反动民团势力，并壮大了力量。不久，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照金根据地。经过研究，刘志丹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协助王泰吉进行军事领导工作。

       40多年后，一位重要历史见证人充满感情地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大难之后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同志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伤好了么？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我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他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除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本文转自搜狐新闻；编辑：许惠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