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4日清明，我受朋友之托，前往神木县参加神木籍老红军、开国少将王兆相和刘静夫妇骨灰安放仪式。 

王兆相，陕西省神木县沙峁镇王家后上狐村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王兆相早年家境贫寒，八九岁就开始在地里干庄稼活。到了十一岁，为了增加收入，租了地主家的四五十只羊，从此就当上了“羊倌”，起早贪黑，带干粮放羊。14岁那年，在乡亲的接济下，王兆相利用冬闲时间念冬塾，连续念了四季冬塾。由于聪明好学，在冬塾学习的基础上开始找书读，不懂或不认识的字便找村里识字的请教。在学校他接触了进步书刊，受到启蒙，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2年8月底，王兆相离开家乡去寻找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两个多月后，王兆相在合水县康家砭村找到了陕甘游击队。跟随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参加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2年12月24日，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后，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开赴照金，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25日红二团决定袭击焦坪民团。 

战前，红二团先往西开向旬邑境内的马栏，造成打马栏的假象，麻痹民团。入夜，突然掉头往东直插焦坪，焦坪民团措手不及，被红二团俘虏60多人、缴枪60多支，红二团仅有轻微伤亡。 

首战获胜，红二团迅速撤离焦坪，南下香山寺。寺中的和尚、尼姑有数百名。寺产田地有十几万亩，牛羊有100多只。平时求神拜佛的老乡络绎不绝。赶上春秋的庙会，陕甘宁三省的香客能有好几万人。 

王兆相同战友们进驻香山寺时，和尚、尼姑大多数已经逃走。他们在寺内住了一天，将寺内储存的粮食、牛羊分给了附近的群众，第二天，部队临出发时，团首长把王兆相找去，交代任务。王世泰、杜衡、刘志丹都在场。 

杜衡（当时省委派来的）对王兆相说：部队马上出发。你们警卫队跟我留下没收寺内财产，你给大家讲清楚，要遵守纪律，不准私藏东西，谁违纪律从重处理。 

完成了任务，王兆相带着警卫队赶上大部队，并把没收财物的情况向刘志丹做了汇报。 

王兆相他们在香山寺一带打土豪、分田地、消灭民团，影响很大，许多农民和逃荒的灾民前来参军，部队扩充了近百人，增编了一个步兵连。吴代峰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 

这时杜衡情绪很高，经常讲要打大仗，取得大胜利。1933年1月中旬，杜衡极力主张打庙湾镇的夏玉山（外号夏老么）民团。红二团是晚上出发去打庙湾的，杜衡和郑毅带兵前行，王世泰带骑兵绕道堵截逃敌。王兆相和警卫队随刘志丹在后跟进。 

拂晓时分，前边打响了，王兆相随刘志丹下了山，才知道本应堵截逃敌的骑兵连先与民团接了火。夏老么已指挥团丁上了碉堡顽抗。我们没有重武器，进攻碉堡受挫。 

战斗一直打到中午，民团盘踞的三个大碉堡仍未攻克，这时骑兵连长曹胜荣、指导员张秀山带领全连强攻碉堡。结果，曹胜荣牺牲，张秀山负重伤。郑毅又指挥步兵强攻。连攻几次还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建议部队撤出战斗，杜衡也同意了。 

庙湾战斗失利，总共伤亡30多个同志。杜衡没有检讨自己的根本性错误，却把责任推到参谋长郑毅身上。结果撤了郑毅的职，这时全团广大指战员一致要求刘志丹当参谋长，杜衡只好同意。刘志丹接任了参谋长。 

1933年2月，王兆相参加了芋园战斗。红二团在刘志丹带领下，在这次战斗中遭到了国民党、十七路军和庙湾民团的三面包围。芋园战斗后，警卫队编制撤销。王兆相回到骑兵连，担任党支部书记。 

3月杜衡离开部队，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二团。他一走，刘志丹率领红二团出击外线，避实就虚，在三原县北部的心字区伏击，全歼了杨虎城部十七路军骑兵团的一个排，在泾阳县伏击了十七路军的汽车队，在淳化、旬邑、彬县歼灭几股民团。拔掉根据地周围的许多据点，胜利返回照金。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至此初具规模，游击区总面积发展到2000多平方公里，地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人口三、四万。为加强对根据地的统一领导，根据地在照金建立了党政军机构：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 

1933年8月，王兆相向陕甘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提出申请：自己是陕北特委送来学习的，希望回陕北工作。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和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同意王兆相回陕北工作。张秀山亲自给王兆相开了组织介绍信，王兆相回到陕北，参加开创陕北根据地的斗争。 

2017年4月4日清明节，我受张亚东先生委托，有幸去神木县参加王兆相、刘静夫妇的骨灰安放仪式，与我同行的有耀州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队长李增民（80年代在北京当兵时曾给王兆相将军当过警卫员）。 

参加安葬仪式的有王兆相、刘静夫妇儿女子孙、神木县领导，红军铁甲旅政治部代表、神木县王氏亲族及神木县的乡亲三百余人。 

安葬仪式的组织者为：红军铁甲旅某集团军、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北京知青联谊会、神木县委、县政府。（吴宪群） （本文转自铜川日报；编辑：许惠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