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6军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上）_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

红26军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上）

来源：发布时间：2018-07-12 15:16 浏览次数：次

1932年12月24日，在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的组织指导下，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于陕西省宜君县杨家店子完成改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这是西北革命史上第一支正式编制的红军部队。杜衡对这支队伍的领导层进行了大换血，原陕甘游击队的三任总指挥刘志丹、阎红彦、谢子长都被解职批判，并强令他们离队去上海中央局受训。杜衡自任红26军政委兼第2团政委，决定团长从部队中选举产生。然而他又规定原陕甘游击队排以上的干部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自己亲自从战士和班长中指定了两人参加团长选举。最后被选上来的是班长王世泰，这位一举就奠定了建国后至少是上将级的革命资历。

红26军的名字挺响亮，但只辖一个团，有200余人，百多条枪，搁现在也就是一个加强连差不多的规模。王世泰是基层出来的干部，知道游击队原来就靠刘志丹、谢子长来凝聚人心，领导军事，这几位要是都走了队伍就要散了。他和其他一些军事干部找杜衡力谏，最后总算留下了刘志丹，担任第2团政治处长，谢子长、阎红彦还是被撵去了上海学习。

红26军成立后，即开往耀县照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开辟陕甘边新的革命根据地。照金位于桥山山脉南端，是四县交界之处，丛林密布，地形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此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些革命活动，打下了一定群众基础。红26军进入照金地区后，连续消灭了多个敌人据点，相继建立了5支游击队，并开辟了几处游击区域，初步打开了局面。当时正值灾年，有大量饥民涌入照金境内。红26军打土豪，分粮食，做群众工作，影响日益深入人心。在连续转战中，刘志丹的军事领导才能再次体现出来，被任命为了红2团参谋长。

1933年3月，在照金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由金理科任书记。不久，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组建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各地方游击队的行动，由李妙斋（不久由黄子文接任）任总指挥。各县的20多支游击武装很快得到整编，建立了队伍上的政治工作制度，提高了指战员的军政素质，从而带动群众武装工作广泛运行起来。

4月初，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土儿梁建立起了工农政权，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任主席。这一时期，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耐心细致开展工作，挨家挨户走访群众，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分粮斗争，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红26军第2团和地方游击队的积极协助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废除地主佃租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根据地的幅员迅速扩大。至1933年秋，照金根据地以薛家寨为中心，已发展到地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3、4万人，形成了西北地区第一个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然而红26军政委兼第2团政委杜衡一脑子“左”的观念，喜欢瞎指挥。红26军第2团在照金刚刚打开点局面，他就强令部队与优势敌人死打硬拼，导致连连受挫，不得不转向外线作战。中间杜衡被调回陕西省委工作一个月，红26军第2团算是喘了一口气，经过积极作战扫清了根据地边沿地区的许多敌人据点。不料杜衡回来后更加发疯，先是提出要红26军第2团北上陕北，“打通国际路线”，后又命令红26军第2团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到渭华地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1933年6月17日，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和红26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红26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杜衡再次提出要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遭到了刘志丹、金理科等人的反对。然而杜衡一意孤行，拒绝了会上提出的正确建议，凭借职权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

果然，红26军第2团南下后一路遭到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根本无暇建立根据地，最后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打散。刘志丹、王世泰分头带人突围，在终南山中与敌人辗转周旋两个多月，没有粮食，衣衫破烂，艰苦至极。为保存革命力量，刘志丹、王世泰分别只留下了少数骨干跟随，令其余人员埋掉枪支后分散出山返回照金。王世泰知道有刘志丹在，革命就有希望。他带人坚持寻找刘志丹，历经辛苦，还多次拒绝了当地民团的收买。当王世泰等人终于在石头峪后沟山口找到了刘志丹时，只见刘志丹的浑身上下满是被梢林荆棘划烂的伤口，随身带的两支短枪也因山中潮湿多雨而生锈，显见这段日子之艰难困苦。随后他们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与陕西省委派来接关系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黄子文及其妻子李盛云会合，分别化装过渭河北上，途中辗转经过10个县，终于在1933年10月回到了照金根据地。那个拍脑袋决策的杜衡，却在南下时中途脱队返回陕西省委报告。后在开会时被敌人逮捕，随即叛变，泄露了很多机密，给陕西党组织和陕甘边游击运动造成了重大损失。西北地区的第一支正规工农红军，就这样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断送了。

红26军第2团南下失败后，国民党军又调集重兵对照金根据地进行“围剿”。分别接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政委的李妙斋、张秀山带领数量很少的游击队坚持陕甘边根据地斗争，整天钻山入林与敌人周旋，无处安身，难以休整，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搞得非常艰苦。好在这时发生了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遭到敌人“围剿”而失败，其余部在王泰吉率领下北撤进入照金根据地。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坚持渭北根据地的黄子祥、杨森领导的新成立的红26军第4团，陈学鼎、张邦英领导的红军耀县游击队第3支队等部也相继退入了照金根据地。几支队伍的到来，增强了照金根据地的斗争力量，为重建主力红军打下了基础。

由于几支队伍互不统属，思想状况也很混乱，急需解决建立统一领导和重振军心的问题。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第4团、耀县游击队负责人在照金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陈家坡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秦武山、李妙斋、张秀山和陕西省委代表高岗、红26军第4团政委杨森，耀县游击队党代表张邦英、队长陈学鼎等人主张三支队伍统一行动，齐心协力度过难关，战胜敌人。而红26军第4团团长黄子祥、参谋长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各支队伍统一行动，提出各回各地区打游击。面对这个决定陕甘边区游击运动命运前途的关键问题，会议执行主席坚持正确主张寸步不让，明确否定了分散行动的主张。同时他耐心说服在创建渭北根据地时曾共过事的黄子祥，反复晓以大义，申明利害。当时在退入照金根据地的各支队伍中，红26军第4团的人枪最多，战斗力最强，团长黄子祥在部队中的威望很高，他的主张具有一定代表性，与会的红26军第4团连长、指导员大都支持他。如果不能成功说服黄子祥，那么就很难实现未来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行动。会议执行主席从革命大局出发，坚持原则，又态度诚恳，最终争取了黄子祥意见的转变，为实现各支队伍联合行动扫除了主要障碍。

接下来是讨论关于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领导人选问题。多数人都主张由黄埔一期出身的王泰吉任总指挥，但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对于多数人主张由陕西省委代表高岗出任总指挥部政委，以显示省委对陕甘边红军的直接领导，黄子祥、王伯栋却怀疑高岗的身份，也持反对意见。为了统一认识，会上进行了艰难反复地辩论，直争了一个下午又一个晚上，才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指挥红26军第4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并确定了不分散兵力，集中主力开展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

关于陈家坡会议上的激烈争论情况，张秀山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和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曾两次提到，是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意见：“在陈家坡，这个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这次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把他们讲得没有话可讲，进行表决之后，但他们还是不服从，还在狡辩。他们说，党内斗争是真理，虽然你们是多数，但不是真理。后来再经过辩论斗争，又表决，才使他们服从了。”

“现在想起来那个表决是非常危险的，当时只差两只手，如果他们再多上两只手，那事情就难办了。”

历史证明，陈家坡会议在关系西北革命前途的关键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为日后西北主力红军重建、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和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张秀山后来回忆说：“红二团南下失败，二十六军的旗子之所以没有倒，靠的是三原、耀县的农民。红二十六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主要靠的是渭北和照金苏区的群众，以后才发展到整个陕甘边苏区。”

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在王泰吉、高岗等人指挥下，连续打了一些小胜仗，驱逐了根据地内外的部分反动民团势力，并壮大了力量。不久，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照金根据地。40多年后，会议执行主席仍然充满感情地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大难之后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同志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伤好了么？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我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他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除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编辑/许惠茹，本文转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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