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的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刘志丹。他是这样开始对刘志丹的描述的：“远在西北的群山里，另一位黄埔军校学员刘志丹为陕甘宁苏区打下了基础。刘志丹是个现代罗宾汉，怀有山里人对富人的仇恨；在穷人中间，他成了救星；而在地主和放债者中间，他又是天上的神鞭。”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刘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任军委委员。他们最初的步履是艰难的。

    一九二九年春，刘志丹和陕北特委的杨国栋、白明善、刘澜涛、李力果等先后转移到陕北第一重镇榆林。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生活浪漫，在米脂时就曾演出过一出“凤仪亭”的丑剧，到榆林后，作风更加腐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政治上，热衷于和井岳秀部上层军官来往，还企图在井部正式挂个军官头衔。在党、团组织和社会上影响很坏。为了整顿陕北特委，于阴历三、四月间，在榆林城北的红石峡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十几天，集中批判了杨国栋单纯结交白军军官的所谓“军事工作”观点，讨论了加强武装斗争的问题。会议统一了认识，认为党的军运工作应该分为三部分，即白、灰、红三种形式。白是派党团员到国民党部队中去工作，灰是作土匪工作，红是公开组织革命武装——红军。会议对军事工作的具体部署是：派党员向孝慈、高克林去井岳秀部（高因故未去）；派一部分人到盐池王子元部和后九天杨庚武土匪部队中去开展工作。

    会议最后撤销了杨国栋特委代理书记的职务，派他到后九天的土匪部队搞军运工作，但不久他就叛变了。刘志丹依然担任特委军委书记，他提出回保安搞武装的计划，被会议通过。

    会后，刘志丹赶回了自己的家乡保安。在没有一点基础的情况下抓武装，犹如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困难不言而喻。

保安革命旧址纪念馆

    刘志丹首先打算把保安县民团抓过来。此时的保安民团团总叫路仰之。路仰之原是“哥老会”里的“大爷”，不识文，却练过武，横行乡里，恶行昭著。他当上团总后，更是有恃无恐地刮地皮，派款派捐，巧立名目，什么弹药费、慰劳费、服装费、鞋袜费、下乡费、抓逃犯费等等，应有尽有。不仅老百姓痛恨，连一些地主老财也怨怒怫然。

    刘志丹与共产党员王子宜、曹力如（均为保安人，与刘志丹小学、中学同学）商量后，决定发动群众向县府请愿，改选民团。由曹力如做绅士的工作，争取他们上书县长；王子宜则秘密串联党团员和可靠群众，散布“黄埔军校的刘志丹回来了，能文能武，要当团总”的消息。其他党员分头到保安各区各乡向群众广泛宣传路仰之鱼肉百姓的罪状，发动群众向县长请愿，更换团总。

    短短几天时间，保安的士绅百姓就被发动起来。几乎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人来到县政府的院子里请愿，县长的桌子上，告路仰之的状子堆积如山。

    竟选团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一天，王子宜带着由各乡父老士绅签名的“条陈”和搜集到路仰之的几十条罪状，来见县长崔焕九。

    崔焕九将“条陈”、状纸翻了一阵，问：“将路仰之选掉，谁来当团总呢？”

    王子宜乘机说：“人就在眼前摆着哩，刘景桂，既是保安的人才，又是你的学生。”

    崔焕九犹豫一阵，说：“好吧，众意难拗，三天后，在你们学校请本县绅士、父老开场选举。”

    消息传出，轰动了永宁山。路仰之和刘志丹都加紧了竞选前的准备工作，双方活动都十分紧张。

    选举如期进行。快见分晓时候，从外面忽然走来了二十多个弯腰驼背的老汉，路仰之笑一笑，对县长崔焕九说：“他们都是远乡绅士派来参加选举的代表。”形势急转直下。这是路仰之玩的一个花招，双方力量对比顷刻间发生了变化。刘志丹一怔，但他马上镇定下来，拿起笔，在手心里写了“学生”两个字，伸给王子宜看。王子宜立即明白了刘志丹的意思，马上走出会场。这时，刘志丹从容不迫地对县长说：“县长，外面有二三十个远乡绅士的儿子，大人不能来，派他们来投票，你看咋办？”县长想了想说：“既然有派老汉来的，派娃娃来的当然也得算数，就让进来吧。”

    选举结果出来了，刘志丹当选为保安民团团总，曹力如当选为副团总。从此刘志丹以民团团总的合法身份，开始了公开的武装斗争活动。

    几乎与刘志丹竞选保安民团同时，黄龙山凤凰山的山大王梁占奎正在为刚来乍到的谢子长把盏接风。

    大厅里摆了七八张桌子，首席桌子上，梁占奎与谢子长并肩而坐，梁占奎端起酒，拜天拜地之后，斟满一碗酒，高举过头，说：“今天，为了欢迎沙场名将谢子长，弟兄们干了这杯酒！”说着，带头将酒灌了下去。

    子长环顾四周，大声说：“子长在宜川学武时，曾得到梁大王与众位兄弟的帮助，前番渭华兵败，今日不得已来投靠梁大王，蒙诸位不嫌，如此款待，子长感激不尽。在这里，我先祝梁大王兵强马壮，前途无量！”

    之后，在梁占奎的大厅里出现了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智斗座山雕的戏剧性场面，之后，就在这里“落草”了。不久，梁占奎联合黄龙山的另一个山大王黑老一，攻打宜川县城冯玉祥部守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在硝烟弥漫的宜川城下，梁占奎与谢子长挥泪而别，各走他方。

    为了枪，刘志丹、谢子长在黄土地的山山峁峁间不停地奔走着，奋斗着，他们注定还要经过多次摸索，遭受多次失败。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陕甘边界地区。当时的陕甘边界地区北至定边，南至淳化、耀县的桥山山脉，是个“三不管”地区，军阀统治比较薄弱，不少土匪搞上几条枪就可以割据一座山头，一些因反抗压迫走投无路的农民也常在这里聚义，封建社团如哥老会、青洪帮也在这里占有地盘。刘志丹看清了这个特点，就提出了“占山头闹革命”的口号，号召党团员都走出城市上山去，他常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里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难道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能在山上站住脚？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刘志丹、谢子长利用亲朋旧友各种关系，先后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

    一九三○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的前夕，冯玉祥调兵遣将，把他在甘肃宁夏的部队都调往河南参战。为了控制后方，委任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苏雨生视兵如命，乘机招兵买马，不管以前是什么旗号，只要投到他的麾下，一律收编。

    刘志丹、谢子长看中了这个搞“白色”军运的好机会，先后打入苏雨生部。

    先到苏雨生部的是谢子长，他被任命为十一旅旅长。虽然是个“光杆”旅长，但可以名正言顺地拉人马。他上任不久，就到榆林、绥德一带招了近三百名学生兵，这些兵大多是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日后成为十一旅的骨干。刘志丹紧随其后来到苏部，被委任为十六团中校副团长，团长是与刘志丹还沾点亲戚关系的同乡张廷芝。在刘志丹、谢子长的建议下，陕北特委派张秀山、贺晋年、张东皎、高鹏飞等一大批党团员相继进入苏雨生部工作，并在苏部秘密建立了党的军委（书记张东皎），使党的工作在苏雨生部秘密开展起来了。正当苏雨生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时候，冯玉祥却调他驻守陇东。而西北“五马”（即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青宛）也恐苏雨生在陕甘边坐大，危及回马势力，准备在苏雨生东调之时，将其消灭。刘志丹、谢子长研究决定，苏马一旦开战，党在苏雨生中控制的各部立即返回陕北、陇东庆阳五属区（即庆阳、环县、宁县、合水、正宁五县），借扩兵之名，独立发展。

    不久，“五马”果然向苏雨生部开战，在能征惯战的马家军面前，苏雨生不堪一击，退至下马关一带，乞得杨虎城保护，所部被编为一个骑兵旅，驻在陕西彬县城内。乘着苏马开战，刘志丹、谢子长带着部队撤向吴旗洛河川、三道川一带，保住了部队。

部队来到吴旗三道川后，陇东庆阳五属清乡司令谭世林为了壮大地方势力，主动提出收编。刘志丹、谢子长考虑到兵力单薄，军饷无着，独立发展尚有困难，答应收编。为了加重收编的筹码，谢子长二次赶到宜川后九天，拉出了土匪武装周维琪营二百人。此时，刘、谢所部共有四百多人，被谭世林改编为直辖第三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周维琪任一营营长。

    谁知刘志丹离开苏雨生部十六团后，团长张廷芝也跟着投到谭世林门下，也被谭任了一名团长。眼看共产党员谢子长、刘志丹在三道川一天天壮大，张廷芝又恨又怕，决定趁其羽毛未丰，先下手为强，将其消灭。他将突破口放在了土匪出身的周维琪身上，先将形容出众的胞妹张够够许配给周维琪，又使计解除了周营的武装。然后率领二百多名骨干直奔三团团部驻地水砭台，迅速包围了村子，将团长谢子长住的窑洞围了个密密匝匝。张廷芝朝窑里大喊了几声，没有动静。一脚将门端开，用手电一照，炕上空空荡荡，一摸被子还有热气。张廷芝估计谢子长在几分钟前得到了消息，肯定现在跑到刘志丹营的驻地张沟门村去了。张沟门村离水砭台只五里路，张廷芝很快就赶到了，待哨兵发现时，已经晚了，只好放枪报警，然而此时敌人已经冲进了院子，从熟睡中惊醒的战士大部分被缴了械，只有少数几个人突了出来。

    刘志丹和谢子长历尽艰辛搞起来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尚未正式打出红旗，又损失殆尽。

    长路漫漫。刘志丹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搞起一支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部队。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刘志丹在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请求免去自己的特委军委书记一职，要求重返陕甘边搞兵运。在之后的短时间内，志丹独身一人，在甘肃合水县太白镇收编了四股土匪武装，约二百多人。

    此时的谢子长由省委派往上海，到中央受训。一九三一年春，刘志丹奉省委之命，再次与苏雨生合作，准备联合发动起义。苏雨生委刘志丹以团长，驻旬邑职田镇。不慎暴露了起义意图，被当地豪绅告发，刘志丹被捕，囚于彬县。刘志丹被捕的消息传到西安后，省委立即组织营救，在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和省府高级参议杜斌丞最终说服了已是陕西省主席的杨虎城，令苏雨生释放了刘志丹。

    刘志丹虽然出了狱，但刚刚拉起来的一点武装又被敌人缴械改编了。他准备从头再开始。非凡的刘志丹一出狱，就打入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在桥山南端的宁县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没有两个月，已有三百人马。

    这期间，新的“左”倾错误已经开始，省委曾有一个策动甘军五个旅兵变，建立桥山根据地的计划，并派高岗到平凉找刘志丹联系。但是这些起义多是单纯的兵暴，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且在路线上都带有某种盲目性，因而都没有成功。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因与陈珪璋发生火并而被打败。

    刘志丹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连夜出走，只身回到南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集合失散战士，沿着桥山山脉，奇迹般地又聚集起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

    在一个火烧云红遍了半边天的傍晚，走在桥山上的刘志丹沉重地问自己：渭华起义失败以来，你依附过多少军阀？打过多少种旗号？失败了多少次？能永远这样下去吗——辛辛苦苦地把队伍拉起来，再叫人家打下去，在你手里的，永远就是那么几个人几杆枪？

    “不行，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得单出去搞！”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陕北的“罗宾汉”脸上浮现出一种少见的冷峻。

（本文转自黄土情联谊会；编辑：许惠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