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伟大战略决策的形成,是由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思想和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认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与党中央为了实现政治路线,党和红军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具有的科学精神与战略眼光这些最基本的因素所决定的,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于甘肃、陕西长征途中,经过榜罗镇会议、铁边城会议和吴起镇会议,作出了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伟大战略决策,为红军长征找到了良好的战略转移的落脚点,也为以后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建立了稳固的指挥中心。中共中央确定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是在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可能作出的科学决策。今天,深刻认识决策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对我们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及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是中共中央确定陕甘革命根据地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首要原因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到1935年7月,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之后,形成了东至黄河,西达环江,北至长城,南到淳耀,区域遍及陕甘两省20余县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根据地。这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区域。长征开始之前,贾拓夫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向中共中央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中共中央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一定的了解。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同陕西党组织的联系陷于中断,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近况无从了解,所以在制定战略方针时,只把陕甘根据地作为一个次要因素加以考虑。

1935年9月,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原定的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已无法实现,中共中央就将陕甘根据地作为制定新的方针的重要因素来考虑。在俄界会议上,就曾讨论过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建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指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

中共中央到达甘肃哈达铺、榜罗镇等地后,随着离陕甘根据地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解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博古在榜罗镇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上撰文指出:“陕西的革命斗争发展的范围是很广大的”;“在陕北二十几县中,都多多少少地吸引入运动之中,而延长等五六个县城已经几个月保持在红二十六军手中。”中共中央对陕甘根据地的了解,基本上符合根据地的实际。这样,陕甘根据地的存在就由党中央战略方针中的一个次要因素上升为主要因素,成了制定新的方针的主要依据。正是由于陕甘根据地的存在,使中共中央的战略思想有了重大改变,看到了根据地不是可能不可能建立的问题,而是已经客观地存在着,“是继续的发展与深入到巩固”的问题,因而,作出了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决定。可见,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是中共中央确定革命大本营战略决策形成过程中的首要因素。中共中央选择陕甘革命根据地为领导革命的大本营,不仅是由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从陕甘根据地所具有的有利发展条件所考虑,是从推动中国革命重新走上高涨所出发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所在的陕西、甘肃两省,历史上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掠夺,这里的人民生活极其贫困,阶级矛盾尖锐,不断举行过自发的武装反抗斗争,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陕甘两省的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斗争,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举行的革命武装起义就达70余次,武装斗争的火炬燃遍了陕甘两省。陕甘边与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经过数年努力,根据地不断发展,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建立了革命武装,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积累了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使革命斗争继续发展有了坚实的政治条件和阶级基础。当时一些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评论说:陕北共党,蔓延数载,宣传组织,深入民间,在社会上树立了深厚的根基,在实力上亦造成不能轻侮的势力。陕甘革命根据地不仅有良好的革命基础与强大的革命力量,而且还有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革命环境。这里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处于陕、甘、宁、晋、绥等省区的交汇处,敌人内部的矛盾和不统一,为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陕甘革命根据地虽然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但由于承担进攻任务的主要是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及陕、甘、宁、绥等省区的地方军阀队伍,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对红军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就为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与东北军、西北军等爱国军队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证明了这一点。陕甘革命根据地还有着革命发展有利的地理条件。它东临黄河天险,北有沙漠遮蔽,西以子午岭为屏障,南望关中、陇南,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不利于敌大部队运动,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的优越地理条件。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指挥西北野战军取得了转战陕北的胜利,是与陕甘宁根据地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分不开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优越的地理条件,还在于对全国革命发展十分有利。它东临华北,临近抗日前线,便于中共领导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便于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对日作战;它北通外蒙,易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它西邻甘、宁,敌人统治比较薄弱,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它南对关中,虽然是敌人盘踞的中心,但由于张学良、杨虎城的友好态度,后来成了进出革命根据地的通道和重要的物资补给线。陕甘革命根据地横跨甘肃陇东和陕北,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农业生产虽不够发达,但也是西北地区主要粮棉产区之一。甘肃陇东是历史上有名的粮仓。陕北各县盛产小麦、杂粮。安塞、清涧、吴堡、延川等地是棉花产地。再加上这里畜牧业生产较为发达,人少地多,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需求有基本保证。陕甘革命根据地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由于这里盛产石油、煤炭、食盐等物资,建立有一些初具规模的工矿企业,这不仅保证了根据地的军需民用,而且使根据地具有相当的自力更生的能力,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具有重要的意义。1943年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就是极好的例证。毛泽东在独创性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不仅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落脚点,而且在政治、经济、地理诸方面都有着革命发展的良好基础,具备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客观条件。党中央选择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是在毛泽东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指导下作出的伟大决策,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与发展。

二、共产国际援助思想和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认识,是党中央确定陕甘革命根据地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外部原因

早在1919年成立之初,共产国际就密切关注中国革命的情况,支持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苏两国有着漫长的陆上边界,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20世纪20年代初期,孙中山曾提出由四川派部队前往外蒙或新疆,接运苏联的援助。1922年12月20日,孙中山在写给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的信中说:“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的帮助。”[ 3 ] ( P56)大革命时期,冯玉祥在苏联进行考察,曾获得了苏联的援助,返回西北后,率领国民联军举行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等提出“西北学说”,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同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占领平津和张家口,就可以背靠西北,接通与苏联和外蒙古的联系,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东征讨蒋。提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 “西北学说”后来虽然未曾实现,但打通同苏联国际交通线的思想在中共党内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以后,共产国际及苏联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革命进行援助。1929年,斯大林在帮助中共中央制定未来发展计划时,曾向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提出:将来红军如果能够向西发展,得到四川那样一块地方就好了。斯大林的考虑是,那样的话,中国红军就可以立足四川,接通西北,靠近苏联,取得援助。中共八七会议之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西、甘肃开始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 年12月,组建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共产国际领导人曾多次告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中共中央大力发展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打通与川陕根据地和新疆的联系。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于1934年9月16日致信中共中央,认为:据我们知道,陕北的游击运动很发展, ??同时在陕南的游击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果在这两方面都加强了领导,最近的将来是可能使这两方面的游击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我们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

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返回莫斯科,他向共产国际提交了关于中国红军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议书。弗雷德认为: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他建议: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援助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十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弗雷德还说:“我们将来必须要为红军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等等。为此我们应该从俄罗斯向中亚细亚运送足够装备五万人的武器装备, 并在那里建立武器库。”弗雷德的建议,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重视。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通过苏联红军情报局调查中国西北地区的情况,考虑具体援助中国红军的可能性,认为,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已经打通”,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准备了援助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物资,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准备了“1. 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当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这表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不仅认识到了援助中国红军是必要的,而且也认为是可能的,已经开始向具体实施的层面发展。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通过陕甘革命根据地援助中国红军的思想和行动,必然对中国共产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成为后来制定一系列战略方针考虑的重要因素。

1934年10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开始战略转移。此后,各路红军也踏上了征途,逐渐向西北地区进军。1935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一份关于中国红军行动的报告中认为：“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 。后来,苏联国防部、苏联红军情报局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联合成立了一个三人组,专门研究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苏联援助问题,认为红军在西北发展与接受援助是可能的。1935年7月3日,苏《真理报》发表的文章指出:红军新的根据地因此应选在距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军事中心较远的地方,同时新的根据地应该保证苏维埃革命的潮流能够广泛地向全国各地推广。选中的是四川、西康、陕西这样一个广袤的战略十分有利的地区。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联系,要中共代表团选派一位重要干部秘密潜回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正在北上的红军,转达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转告中共中央努力向西北发展,以便靠近苏联和外蒙。中共代表团决定派遣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林育英回国。行前,斯大林特别委托共产国际领导人转告中共代表团,要他们告诉林育英,务必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在红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明确意见: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会后,林育英化装成小贩,经蒙古回国,于11月底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派遣,阎红彦、刘长胜等人也先后到达陕甘根据地,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中国红军的思想,虽然有着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也体现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人民互相支持和互相支援,推进无产阶级革命和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思想,不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的,同样,对世界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也是有利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中国红军的思想中,将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实现陆上援助的重要地域和有利条件看待,这必然对中共中央制定战略方针和红军的行动产生重要影响。

三、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和党中央实现“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需要,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政治原因

红军长征时期,也是中国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急剧变化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独占中国的狂妄野心,在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东北全境后,于1935年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妄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蒋介石政府仍然坚持其卖国、内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妥协退让的同时,继续调动大批的国民党军队进攻红军,镇压人民的爱国抗日运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与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扩展到了全国,形成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中国新的民族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处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迅速结束流动状态,到达北方抗日前线,建立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在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不失时机地领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面对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表明了坚定不移的抗日立场。1935年6月,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际,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委联名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政治方针。1935年9月,中共中央就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问题同张国焘发生严重分歧后,始终将北上抗日作为制定战略方针根本指导思想,并不惜冒着孤军北进的巨大危险,为实现中央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而斗争。中共中央在9月10日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指出:“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进入甘肃以后,中共中央在制定战略方针时,始终坚持了“北上抗日”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指出: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我们不应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在哈达铺和榜罗镇,中共中央了解到了北方抗日怒潮高涨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情况后,召开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分析了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政治、经济条件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看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有实现中央“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基础,具备了中共中央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条件,作出了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伟大战略决策。对此,毛泽东后来曾经指出:到陕北来是政治路线问题。埃德加?斯诺指出:“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可以看出,党中央选择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基于民族危机加深与全国抗日民族运动高涨,迫切要求党中央在抗日前线建立起领导中国革命中心的要求,和党中央为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贯彻“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的需要而作出的。

四、党和红军为克服困难,战胜危机,争取革命发展有利条件,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自身原因

1935年9月上旬,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进入甘肃时,由于张国焘率军南下,一、四方面军两支主力红军被雪山草地所阻隔,失去了战略支援和配合的可能。党中央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只有一、三军团及军委直属纵队等部队,共七八千人,处于敌20多万兵力的围追堵截之中。北上红军孤军北进,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红一方面军指战员进入甘肃时已经战胜了雪山草地等严重的自然困难,长途跋涉二万余里,在征途上行进了将近一年。在严峻的战争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折磨下,指战员体质虚弱,部队减员严重,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进行休整,恢复体质和战斗力。毛泽东在俄界会议的讲话中曾说:休息我们是需要的,可能时应争取休息。俄界会议通过的决定中,也提出了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的问题。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为党中央和红军结束长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党中央和长征红军到达这里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机,壮大了部队战斗力,终于结束了艰难困苦的长征。对此,埃德加?斯诺认为:没有长征,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没有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也会更加艰难。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巩固领导的中心”,“同时也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在1936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中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三项军事方针, 迫切需要集中全国的主力红军,形成强大的对日作战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

这时,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还处于被敌分割的状态。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就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指明了长征目的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各路红军胜利汇合与开赴抗日前线的基地。在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与破坏之后,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支主力红军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汇合到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开始后,各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出发,精神抖擞地开赴前线,开始了直接对日作战的新的伟大斗争。

可以看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为处于跋涉途中的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整与恢复的环境,提供了汇合和走上抗日前线的基地,为中共中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后来,毛泽东曾经在中央党校干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这正是对中共中央确定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落脚点和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原因的高度概括。

五、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具有的科学精神与战略眼光,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主观条件

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和培育出来的革命领袖。列宁指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所以,一个成熟的,被全党所拥护和支持的领导集体,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事业健康胜利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也曾涌现出一些党的领导人物。但是他们承担不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使革命事业迭遭危难。正如邓小平所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因此期望一代成熟的党的领导集体出现,领导革命事业健康顺利向前发展,就成为全党的呼声和中国革命发展的时代要求。

遵义会议之后,刚刚开始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挑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但是,当时中共和红军仍然处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包围之中,面临着极大的危险。红军到达川北地区后,虽然暂时脱离了敌人的包围,由于这里地处偏僻,远离革命的中心,不具备领导革命的必要条件,所以如何在新的指导方针下将战略退却变为战略进攻,使中共中央在有利的环境中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使红军在有利的环境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就成为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思考的重大问题。

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进入陕甘地区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研究红军长征落脚点和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问题。毛泽东在吴起镇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中说: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至此,中共中央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基本得以实现。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敏锐的洞察力和超人的胆略,决定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终于使中共和红军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将革命推向了胜利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科学的决策,源于对客观实际的掌握与认识。科学的决策,无疑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共中央13年在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验证了这一历史性决策的远见卓识和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深远影响。

作者：秦生，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中共甘肃省委决策咨询专家组成员，兰州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甘肃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本文来源于榆林党史，编辑：许惠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