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坡会议旧址位于薛家寨东南2公里的照金镇北梁村陈家坡组 。陈家坡在照金苏区时期是红军游击队经常开展活动的地区。早在1932年初，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进入照金地区活动，就多次到北梁、陈家坡一带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在群众中打下了良好的革命基础。1932年冬，陕甘游击队组织在陈家坡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分粮斗争。1933年初，北梁、陈家坡建立了农会和妇女会组织，陈家坡农会主席王满堂。随即，在群众中发展党员，建立了基层党组织（村党支部）和基层政权（村革命委员会），组建了游击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将本村地主梅生玉的五千余亩土地分配给了贫雇农。陈家坡村也成了红军游击队经常开展活动的地区。1933年5月，习仲勋曾在陈家坡征收粮草时遇袭受伤。

会议背景

上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开展武装斗争，实行红色武装割据，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红二团南下失利。1933年6月17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二十六军的行动计划。杜衡拒绝了刘志丹、习仲勋、金理科等坚持陕甘边根据地，以桥山山脉中段为依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主张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苏区，南下渭华建立新的根据地。接着，杜衡不顾省委、陕甘边特委及三原县委一致反对，强令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工作，私自离开部队，由汪锋代理政委。红二十六军二团渡过渭河后，遭到国民党当局重兵围追堵截，虽经浴血奋战，但因寡不敌众，加之地形不熟，陷敌重围，苦战一月，最终失败。红二团是陕甘边红军的主力和革命的支柱，它的失败严重地影响了陕甘边的革命形势。

陕西省委遭受破坏。7月28日，陕西省委领导人在西安东大街福顺隆饭馆开会，被敌人侦探发现，贾拓夫、高岗脱险，返回西安的杜衡和省委书记袁岳栋当场被捕，随即叛变，供出了他们知道的所有组织和党、团员，使省委机关和各地党、团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陕西党组织之间以及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大部分中断。

王泰吉耀县起义失利。1933年7月2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杨虎城骑兵团由团长王泰吉（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率领，在耀县起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但该部旋即在三原的辘轳把作战中严重失利，部队基本被打垮，人数由1000余人锐减到100余人，被迫北撤进入照金苏区。随后，在王泰吉起义时新组建的耀县游击队在张邦英、陈学鼎、张仲良的领导下，经过白家庄整编、高山槐战斗后，被迫退入照金苏区。

渭北革命根据地失陷。7月下旬，三原中心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而根据杜衡和袁岳栋等叛徒提供的情报，国民党军开始疯狂“围剿”渭北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重兵进攻下，渭北根据地沦陷，红四团被迫于8月初撤到了照金。在王泰吉起义时新组建的耀县游击队也被迫退入照金苏区。

 随即，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发动对照金苏区的“围剿”。习仲勋后来回忆说：“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我们困难极了……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我们失掉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都成了问题。”时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张秀山也回忆说：“这时是二十六军咬紧牙关的时期，红军不能在村庄里住，只能钻梢山，梢山里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根据地面临的对敌军事斗争形势非常严峻。

严重的失败和严峻的斗争形势，也在革命内部引发了严重问题，形成迫在眉睫必须立即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是必须消除因革命受严重挫折而出现的右倾悲观失望情绪。当时，国民党大肆宣传说“红二十六军失败了”，“刘志丹枭首了”等；叛徒袁岳栋、杜衡等在西安召开记者新闻会，在报纸上刊登自首宣言和“告陕西青年书”等，造谣、攻击、诬蔑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队伍内部产生了一些右倾悲观失望的情绪和认识：“主张红军只能打游击，不能统一起来创造根据地，以后连游击也不能打了”，“当时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甚至还出现了“压枪”、停止武装斗争去做秘密工作的说法：“整个党被破坏了…… 这样大的局面都失败了，像我们这几条枪还不会被人家打掉？还是压了枪吧，保存几个干部。”

二是必须解决建立统一领导的问题。由于省委被破坏，党和红军原有的组织领导体系不复存在；在国民党军严重进攻下退入照金苏区的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因此，在大敌当前、党内和红军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的形势下，迫切需要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

 三是必须寻找和确定重振革命旗鼓的方针和办法。在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敌人疯狂进攻的严峻形势下，如何应对危机、摆脱困境、复兴革命，是当时摆在陕甘边红军和领导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必须当机立断作出决策。

会议经过

 为了解决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耀县游击队负责人（也包括淳化游击队、旬邑游击队负责人）在照金苏区的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史称“陈家坡会议”，时间是1933年8月14日。

据与会者回忆，参加陈家坡会议的有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陕西省委代表高岗，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王泰吉，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红四团政委杨森、团长黄子祥、参谋长王柏栋，耀县游击队党代表张邦英、队长陈学鼎等，另外还有红四团与游击队连以上干部和抗日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等。会议由秦武山、习仲勋共同主持（张秀山回忆，他也是会议主持人之一）。会上，围绕三支部队今后行动的方式（集中统一行动还是分散行动）、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与否及其领导人选的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

秦武山

习仲勋

    第一个争论是三支部队今后行动的方式问题（集中统一行动还是分散行动）。黄子祥、王柏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各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等同志。第二个争论是总指挥的人选问题。大家都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柏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王泰吉担任这一职务。实际情况是，王泰吉经党组织审查批准已经恢复了党籍，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第三个争论是高岗任政委的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 他们以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理由，不承认高岗是省委派来的。习仲勋、秦武山则都证明高岗来时，带有贾拓夫开的介绍信。

高岗

王泰吉

据张邦英回忆说：“这次会上曾发生了很大争论”。张秀山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和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曾两次提到陈家坡会议争论的情况：“这次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把他们讲得没有话可讲，进行表决之后，但他们还是不服从，还在狡辩。他们说，党内斗争是真理，虽然你们是多数，但不是真理。后来再经过辩论斗争，
又表决，才使他们服从了。”“现在想起来那个表决是非常危险的，当时只差两只手，如果他们再多上两只手，那事情就难办了。”

 在陈家坡会议上，习仲勋同志完全从革命大局出发，同大多数同志一道坚持正确的主张。在会议上持反对意见的黄子祥年龄大、资历深、威望高，从1928年起，在三原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历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等职，在渭北很有影响，在红四团颇有威信，与会的连长、指导员大都支持他；他的分散活动、红四团返回三原的主张，颇合大多数出身渭北地区的红四团指战员的心意。会议召开的前一天，黄子祥就找到习仲勋表明了坚持分散活动的意见，要求习仲勋予以支持。习仲勋回答黄子祥：“情况我不晓得，究竟怎样决定，开会再商量。”在会上，习仲勋指出“分散行动，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各个消灭。只有集中行动，才能使部队形成一种力量，提高士气，有力地打击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要“继续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就必须把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多个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从而明确否决了黄子祥等人的错误意见。作为会议的主要主持人，习仲勋的这些意见分量很重，对会议的最后结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妙斋

张秀山

    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才结束。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和积极、艰苦的思想斗争，最后在三支部队今后行动的方式（集中统一行动还是分散行动）、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后的领导人选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达成一致。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三支红军部队，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参谋长(在刘志丹未脱险回归前暂不宣布对他的任命)。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

杨森

黄子祥

历史地位与意义

陈家坡会议后，1933年8月下旬，在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部队迅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先后消灭了驻让牛村的雷天一民团一部和驻庙湾的夏玉山（夏老幺）民团，以及柳林民团；其后在外线作战中先后取得旬邑底庙战斗、张洪镇战斗的胜利 ，并再次打退了国民党军对照金苏区的进攻。这些战斗的胜利，震慑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陕甘边革命队伍的信心，屡经挫折的陕甘边革命形势很快出现了新的转机。 

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照金苏区斗争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推行者杜衡的错误，作出三项重大决议：一是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二是决定以南梁地区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三是决定在南梁创建根据地。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步入新的阶段，由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王伯栋

张邦英

陈学鼎

（本文转自耀州史志，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