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铜川市委在照金举办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陕甘边照金苏区与两点一存”研讨会。会议期间，我见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张邦英的儿子张亚东先生。

 研讨会结束后，我陪张亚东回了一趟他的老家泥阳村，去了他祖父张继周的墓地。张亚东祭拜后，给我讲了他父亲和祖父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说，他父亲张邦英生前曾讲过，张家世代农民，祖父张继周排行第三，忠厚、耿直、勤劳、俭朴，每日辛勤劳作，总是企盼家里人有一天能过好日子。农闲季节，祖父就和本村人一块起早贪黑，赶着牲畜到铜川、宜君、富平、三原以及甘肃正宁等地驮运粮、煤、瓷器，赚点零钱以补贴家用。

张亚东说，父亲张邦英早年求学西安时即投身革命，积极参加学运，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之下，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返回家乡耀县从事地下 斗争，于1932年冬担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这期间，父亲指派专人昼伏夜出，经常给照金苏区的红军游击队送情报，购买根据地所需的油印机、纸张、药品等物资，并为他们输送急需的干部和战斗人员。我们家由此成了秘密交通站、情报站、物资供应站，为照金苏区的创建做出了贡献。

1933年7月21日耀县起义后，父亲张邦英率领耀县游击队上了照金，身份完全暴露。从此，国民党县政府经常派民团及当地反动恶势力去泥阳堡家里抓我父亲，但每次都扑空。记得在1934年，父亲随红四十二师部队向南行动，在途经本乡、本村时，在他的指引下没收了一部分豪绅、地主的大牲畜和财产。当时祖父觉着这给家里闯下了大乱子，连忙找到部队对父亲说：“县上有好多人讲，你已经被打死了，将头挂在咱村边的大路旁。许多亲戚都不敢来往了，我也不能在家里呆了，一定要跟你们部队走不可。”经过父亲再三劝说才回去。不多时，祖父即被反动当局以其子为“匪首”的罪名，逮捕入狱，“以儆效尤”。祖母不得不住在城里的一个姐姐家中，给祖父送水送饭，受累受惊不久去世，闹得一家人苦不堪言。直到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国共再次合作，一致抗日，祖父才安定下来，继续靠种地为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破裂。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我党为取得全国胜利，主动放弃延安。国民党当局又派人到我家里，叫爷爷给我父亲捎信，赶快回家自首。父亲当时转战陕北，音信全无，祖父也不知父亲的死活，但国民党民团赖在家里不走，日夜逼问祖父父亲的去向。在民团不断地严刑拷打逼问下，祖父不堪屈从，跳井身亡。噩耗传来，已过去半年之久。父亲欲哭无泪，他知道，革命总是要付出牺牲的……

讲到这里，亚东和我都已眼含泪水。我们的父辈都曾为新中国的建立而不懈奋斗，作为后辈人，我们也相互鼓励，一定要牢记历史，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革命传统，为国为民奋斗终生。

 （本文转自耀州史志，版权归原作者所有）编辑/许惠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