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

高岗（1905－1954），男，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与他同名的还有中国石油大学副教授和中国香港演员高岗。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家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名高崇德，字硕卿。小时候在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后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学习。
1927年至1931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1932年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1933年8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1月后，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1935年2月，为了统一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委员。9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后，任军团副政治委员；1938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参议长。
1941年初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后，任西北局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赴东北，1945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7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前夕，高岗在党内已成为东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2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3年调到中央，被控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于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的党籍。 


编辑本段大事年表
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家沟。
1922年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受共产党员活动的影响，组织学生自治会，曾任学生会主席，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被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收入该校就读。 
1927年1月由时任国民革命军西安军事政治队大队长的吴岱峰介绍，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说1926年入党)。6月和横山党支部取得联系，举办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成立农民协会等。 
1928年秋到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不久调肤施县开展地下工作。1929年被派往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任学兵队党的特别支部副书记。 
1930年1月至1934年5月
1930年1月至5月任冯玉祥部骑兵第4师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
1932年2月起任红军陕甘游击队交通员，后升任第2大队政治委员。
1933年8月至11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4年6月至8月任红26军第42师政治委员。
1934年1月至5月任第2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5月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5年2月至11月
1935年2月至9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同年5月起)。10月在陕北红军十五军团肃反时被捕，后被中央派人释放，11月底中组部对高岗和刘志丹等人平反。 
1936年12月
1936年1月被派到内蒙古三边地区。6月至10月任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0月任中共陕甘省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2月任书记。 
1937年5月至1941年10月
1937年5月至9月任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执行委员，
同年8月至1938年4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7年8月至1942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1941年1月起)。
1938年5月至1940年9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
1938年11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
193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委员。同月至1945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议长。
1939年冬至1941年8月任陕北公学董事会成员。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
1941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高岗(中)与林彪等合影
1941年6月至10月、1943年5月起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
1941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1年9月至1943年4月任民族学院院长。
1941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干部审查委员会委员。 
1942年6月
1942年6月起和任弼时一起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同月起任西北局财经委员会成员。 
1943至1944年5月
1943至1945年7月，高岗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
1943年至1945年9月任代理政治委员。
1943年5月至1944年2月任西北党校校长。
1943年12月起任西北局友军工作核心组主要负责人。 
1944年5月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参加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1945年4月至6月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主任率团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关于争取中间分子、生产、作风问题的发言，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后奉命赴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 
1945年11月至1952年11月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
1946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1946年6月起)，
1946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代理书记。
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同年6月至1949年3月任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委员。
1948年6月兼任东北局办公厅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起），
1949年4月兼任财经委员会主任。
1948年8月至1949年6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48年11月起）。
1949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同年6月至1954年9月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年11月至1954年4月任党委书记。
1949年8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至1950年8月）。
1949年10月至1954年8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1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副主席。
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1952年8月至1954年4月任东北局第一书记，
1953年1月至1954年2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2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3年至1954年
1953年调中央工作；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
1954年2月17日，第一次自杀未遂；1954年8月17日自杀成功。 
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编辑本段高饶事件
高饶事件的实质是他们(高岗饶漱石等人)试图把刘少奇和周恩来从中共的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上拉下来。主要的目标是刘少奇。”[1]1955年官方对此事件做结论时，称之为“阴谋活动”和为加强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无原则”活动。
背景
“五马进京”1952年高岗调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任主席，1953年赴京。在高岗前后调京的还有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随之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而所谓“一马”即指高岗，可想其受倚重之势。作为中共根据地出身的干部，高岗对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势力不满。
高与毛的私下谈话高岗夺权的关键因素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估计，“毛泽东在1953年初期与高岗的几次私下谈话中表示了这种(主要是经济建设和发展农业合作社方面)不满。不管毛主席的意图是什么，高岗把这看成是一种信任他的信号和反对刘和周的机会”[2]
经过
1953年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和饶漱石等人意图拉拢一些人对抗刘少奇、周恩来。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周恩来发言暗指批评高岗“独立王国”。2月17日高岗用手枪自杀未遂。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葬于北京万安公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高岗的墓碑被砸烂半截。
1955年3月因高饶反党集团事件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编辑本段升迁之谜
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区党选举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特区党委每一年半改选一次”。党中央在1938年4月决定改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的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边区党的工作。边区委员会书记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
高岗能步步升迁，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
通过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清楚，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33年7月率领骑兵团近2000人在耀县起义，极大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对于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他于农历正月初二秘密从师部出发，但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友--当地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义。曾于1934年1月接替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杨森，与高岗同时进入中山军事学校，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后四十二师正式成立时，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1934年5月南梁寨子湾会议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仍然任师长。1936年东征战役开始后，杨森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不幸在奉命掩护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高级将领。阎红彦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于1933年初因“左”倾错误的排挤被迫离开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苏联，一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回到陕北。
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历史地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
高岗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西北根据地代言人的条件，但能否升迁还要取决于中共中央政策调整这个大的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几次讲到了实行“照顾山头”政策的必要性，也几次检讨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 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然后，毛泽东极富哲理地说：“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高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成为中国革命的“两点”(即落脚点和出发点)。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认这个账，并因此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是高岗能够逐步升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细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
生长于黄土高坡的高岗虽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爽，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读过高小，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受教育的经历也可谓不少。高岗确实有过赤臂冲杀、抡砖砸敌的举动，但他也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领导人的旨意。与高岗共事多年的贾拓夫就曾经评价过高岗粗中有细，或者说是先粗后细的性格特点，他说：“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高岗搞兵运工作。当初对高的印象，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从外表上也能看得出来，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我当时感到：'不错啊，高岗还是粗中有细的。'”
不过，高岗在工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特点。因此，在陕甘宁边区一直有较高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岗虽然没有当选为书记，但他在选举中却得票最高。
高岗后来给人们留下了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但说话粗俗、办事鲁莽的印象，所以经常被称为“二杆子”。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高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况且高岗的性情外露，又极善言谈，加之土生土长的高岗非常熟悉陕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讲起话来很有煽动力，极易打动听众。
仅举两例。
1944年3月5日，高岗在延安纪念三八节集会上发表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不是做妇女工作的专家，也不是妇女，要我讲话我就讲不出来。白主任(指陕甘宁边区妇联会主任白茵)讲得很好，因为她是妇女专家，是妇救会主任。我今天乱讲一气，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把它改掉。在去年开过这样一个会，我也讲过话，说的是怎样喂猪，怎样纺织，还不是那一套。……不过经过去年一年努力之后，今年是新的气象。就在这个礼堂里边，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个同志的手中都拿着一个毛衣，拿着一个针，挑来挑去。那一个同志手中拿着鞋帮子，锥来锥去。去年开会时，这种现象就很少。那个同志用毛团子在那里捻毛线，在去年这个现象就是很少。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过去思想没有搞通，现在因为脑子搞通了，手也搞通了，手中拿着一个毛衣、一个鞋帮子、一个毛团子。这因为大家对生产有了认识。白主任讲得很好，思想改变了，手也改变了。从前说我这个手是写政治报告的，写大纲的，是政治家、演讲家。现在说我的手是捻毛线、织毛衣的，纳鞋帮子的。在思想上搞通了，行动就会一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把什么东西不要了？把什么东西否定了？把什么办法否定了？就是说有一种一般号召--我们男女要平等呀！我们女子要解放呀！我们反对封建压迫呀！我们反对贫困呀！我们养娃娃，都要养活，把男女搞得肥肥胖胖。这个话对不对？很对，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能不能说天天在这个礼堂里喊，肥肥胖胖呀！男女平等呀！反对贫困呀！反对封建压迫呀！天天这样喊，天天这样讲，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天天这样开会，天天这样号召，天天这样讲，我也讲，大家也讲，这样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达不到。如果你天天那样讲，没有做，那还是贫困。在纬华毛纺厂有一个女人，是从米脂逃下来的，是米脂一个什么富人的媳妇，过去是做官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一个媳妇和李景波结婚了，一个跑到延安和一个老百姓结婚了。你说反对贫困，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结果怎样解决呢？她去纺毛，她一年纺了十八石小米，这样就把贫困解决了，可以吃得肥肥的胖胖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从前妇女工作中有那样一套作风，那样一套理论，那样一个派头，下去的时候拿一个包包，到了农村去老百姓怎样讲？老百姓说二流子又来了(笑声)。大家不大赞成，因为她们去了讲的是，看你老公是那样，婆婆是那样，要离婚。这样一鼓动，我们想一想，如果他是一个工人，是一个雇工，没有二百洋、一百石粮食、几个牛、几间房子，家庭生活差不多，她就不来。那些贫农雇农，一年不洗脸，手上的死肉很厚，肮里肮脏，胡子也不剃，也不是用烟锅子抽烟，也不刷牙，看见他土里土气的，看见就不爱。好几年搞了一个老婆，现在又被搞走了，怎么办？这个方向就搞得不对。女人要解放呀！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呀！你这样一下，把一部分贫农雇农的老婆搞得没有了，做一辈子光棍，一辈子没有老婆，那就不叫压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使得贫农雇农的经济生活向上发展，使他们也会刷牙，也会穿好衣服，那就把问题解决了。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4年)，1993年编(内部出版)，第37-38、60、62页。
以上这段是高岗讲如何做妇女工作。下面这段话是高岗1944年4月3日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主要讲如何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高岗说：
“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与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到底怎样学呢？毛主席经常向我们说的就是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但是，人做事情是相当顽固的，很不容易就了解了这句话，也很不容易就接受了这句话，所以我们大家就得要下决心来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
“比如吧，我们今天组织变工队，毛主席在那里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说，对！要组织起来。怎样组织起来呢？好，于是开个会我们也来个号召动员。但是，这并不等于解决了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实际问题却在这里：比如十八个全劳动力，十八个牛，组织在一块，我只有两垧包谷，组织起来就发生大家土地太分散不集中的困难了；或者，我的牛没力气，你的牛力壮，组织在一块套着耕地，没两天我的牛累坏了；遇着天下雨，大家都要犁地，可是前十天给你犁，后十八天才给我犁，但是，轮到犁我的地时，天旱把地全晒干了；或者有人说：'我过去同他打过官司的，我们两人关系不好。'因此不愿组织在一块。像这些具体的问题怎么办呢？组织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呀！所以说，在组织起来这个号召下，它的本身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和新的现象。倘若我们不在这些新的事物发生中间去摸索，让事情听其自然而然地去做，靠组织起来这个口号、这句话去解决组织起来的问题，结果是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组织。一切客观事物，光靠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要靠人，靠人去了解，去行动，然后问题才有办法。”②
高岗是1938年4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书记的。1939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作为边区书记，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
在这个分三部分、近两万字的报告中，高岗论述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共产党保卫边区的任务，总结了陕甘宁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
这篇报告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以高岗的名义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载于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128期。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高岗继续当选为党委书记。（本文摘自《高岗传》，戴茂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3]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毛泽东对高岗的评价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讲话中，提到并且称赞了高岗。他说，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接着，毛泽东同志比较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1953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勾掉了高岗的名字，把后面这句话改为“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多了”。
1954年2月28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发言提纲，并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提纲中有一段话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这段话中的“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和“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
李维汉对高岗的评价
1981年，李维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个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王首道对高岗的评价
1982年，王首道在一个会议上说：“高岗在陕北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一度要把他们抓起来当作右派，后来我们给他们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感激的。但以后，高岗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走上了反党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高岗传》一书对高岗的评价
戴茂林，赵晓光在《高岗传》一书中评价高岗一生有五大功绩：
1. 参与创建了西北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2. 抗日战争时期连任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3. 国共内战中共成功夺取东北立下功劳；新中国建国初主持东北的建设；
4. 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