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和北方会议，作出关于建立红二十六军的决定，对于开展陕甘边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根据地，具有积极的意义，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央决定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被以王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杜衡又是以执行这种路线最为坚决而著称，因此，委派杜衡组建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就为这支红军后来在发展中受阻，最终遭到失败，埋下了祸患。
杜衡来是带着框框的。这个框框代表着省委一些人对于刘志丹、谢子长、闫红彦等同志，多年浴血苦战创建的陕甘游击队的看法。他们坐镇西安遥控，违背客观实际，多次强制陕甘游击队做她力所不及的工作，十个月内撤换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四任总指挥，使一支成立不到一年的游击队，几经挫折，元气大伤。在他们的眼里，陕甘游击队是一伙“乌合之众”；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领导同志，是“机会主义分子”。
因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杜衡以省委书记和即将上任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名义，召开党员大会。会上杜衡首先宣布党中央、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的指令，接着大讲一通“全国大好形势”，最后声色俱厉地陈述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的所谓错误，扣上“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省委正确路线”等等大帽子。言称，必须彻底改组领导班子，当场宣布撤销刘、谢、阎的职务，强令他们离队，赴中央受训。
对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正规红军，指战员无不衷心拥护。但是，硬要给志丹、子长、红彦等同志强加罪名，撤职调离，大家无论如何想不通。特别是多年跟随志丹、子长的老战士，在峥嵘的岁月里，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深知志丹、子长等同志，对党决无二心。一时，全队议论纷纷，对杜衡表示强烈不满，不少战士偷偷的找志丹、子长诉说。志丹，子长同志，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顾全大局，对战士们晓之以理，让大伙服从党的决定，教育我们千万不能闹事，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十二月二十四日，部队开到宜君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民主选举团长，举行改编仪式。选举团长，共进行两次，一次是在党内选择，一次是由军人大会选举。党内选举，提两个候选人，有曹胜荣（中队长，连级干部）和我（班长），我当选；军人大会选举，结果我又当选。接着，杜衡正式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当场拿出由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署名的红军番号任命书。与此同时，杜衡以军政委名义任命红二团各级领导。据回忆：
团长：王世泰
团政委：杜衡（兼）
团参谋长：郑毅
团参谋处长：杨重远
团经理处长：刘约三
团管理处长：杨琪
共青团委书记：师克寿
骑兵连连长：曹胜荣
骑兵连指导员：张秀山
步兵连连长：李亚夫
步兵连指导员：李秉荣
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富
少年先锋队指导员：魏武
全团共计二百余人，枪支弹药齐备。
这样的改编，广大指战员谜惑不解，但敢怒而不敢言。部分战士表示要离开部队回家。志丹、子长同志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表示服从省委的决定。子长同志还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把志丹同志留下，而我则闹得更凶，表示坚决不当团长，提出两条理由：一是，我虽在军队中干了好几年，一直是个普通的战士、班长，冲锋陷阵打仗可以，不会也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本领和经验；二是，我的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盘，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杜衡听了大为光火，不容分辩地说：“这是党的命令。”
我说：“不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干不了！”
杜衡给我作了好一阵思想工作，说：“你的团长是党委研究的，民主选举的，不干怎么能行？”
作为一个党员，不执行党的决定，这是党性所不允许的。所以，我最后要求道：“要我干也行，得把志丹、子长这两个老司令留下一个才行。”
杜衡不懂军事指挥，也怕军心不稳，部队不好掌握，思索了一会儿，问我：“你看留下谁合适？”
我说：“留志丹。”因为子长同志提出过留志丹。
杜衡最后同意把志丹留下来，但不让志丹管军事，给个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找了杜衡，我又找志丹谈。自从一九三O年跟志丹参加武装斗争以来，我最钦佩他、尊重他，他对我也很信任，有些问题，我想不通，就愿意找他谈，即是挨一顿批评，也心甘情愿，我对志丹说：“你了解我，打仗行，带部队不行。让我当团长，不是那块料。”
志丹笑着说“边干、边学嘛！”接着又说：“你打了几年仗，总还是个老兵吧！我要不走，会帮你的。”
听了志丹的话，我好象吃了“定心丸”。事实上，嗣后的仗大多都是由志丹亲自领导和指挥的。
随后，谢子长、阎红彦同志，被迫离开部队，去了上海。
照金，位于耀县境内，是乔山山脉南端一个突出地带，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四县交界、距各县城近者六十余华里，远者百十里左右。它北迄子午岭中段，南接渭北平原，东临咸榆公路。这里丛林密布，山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形比较复杂，土地多为耀县几家大地主和香山寺占有，无地农民多达百分之六十。除此而外，连年灾荒，山东、河南、四川等地逃荒饥民，纷纷而至，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农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曾不断发生自发的斗争。
从军事角度讲，照金进可攻，退可守，机动性很大。向东，经宜君、同官可截断咸榆公路；向南，经富平、三原、泾阳可出击渭北平原之敌；向西，过淳化、旬邑、永寿、彬县可扼守西兰交通要道；向北、退守子午岭密林可与敌周旋。是个得天独厚的游击战争活动区。省委选择照金作为革命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总后方，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这里也有不利的条件：离敌人的中心地区太近，受敌人威胁大；人烟稀少，土地贫瘠，部队兵源不足，吃粮困难。因而，对于红军的扩大和开展活动，带来一定困难。
焦坪民团，害怕我军袭击，平时防范森严，在我军驻守的杨家店子方向山梁上，设下监视哨卡。志丹同志纵观敌情，向我提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麻痹敌人，后攻其不备。接着，我们制定出作战计划。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命令部队向马栏川反焦家坪方向进军，故作打马栏的姿态，造成敌人的错觉。果然，敌人上当，撤走山梁上的哨卡。而我军则仅行六十余里，就地宿营。
二十六日夜，我军突然挥师焦坪，急行军八十余里，拂晓到达，发起攻击。便衣队先行接火，骑兵连一个立马冲锋，打的敌人乱了阵脚，敌团总仓惶逃窜。我军一举将敌全歼，俘敌六十多名，缴枪六十余支，战斗进行顺利，士气特别高昂，就连我身边的一名警卫员，也在战斗打响之后，冲了上去。当他背着缴获的三支步枪，美滋滋地回到我身边时，我故作严肃地问他：“你的任务是什么？”他吐了吐舌头说：“以后再不随便离开团长。”
首战告捷，战士们欢呼雀跃，暂时忘却了几天前的不愉快。但是，战士们那晓得严酷的现实，将等待着他们。而我，作为一名新的指挥员，深深懂得，这一仗不是志丹亲自指挥，天晓得后果如何。但是无论怎么说，我总算是接受了考验，从志丹身上又学到了新的东西。
香山寺，位于照金东北笔架山，建立于唐明中期。寺内，广厦千间，建筑宏伟，雕梁画栋，精巧别致，回廊曲折，幽静古朴。四周，苍松翠柏覆盖，怪石突兀峭立，山径崎岖蜿蜓，地形险峻独特。是陕甘两省边界闻名遐迩的古迹。庙中有和尚千人，尼姑数十，庙产达十几万亩之多，贮有大批的粮食和物资。
时值灾年，四方逃难饥民近万人，流落此地，嗷嗷待哺，见红军路过，同声呼救。红军指战员，面对这一惨景，无不焦心如焚。基于救灾民于水火之中，经团党委研究，决意进占香山寺，开仓放粮。
红军进入香山寺后，杜衡提出，香山寺距照金只有三十余里，是照金的要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一但被敌人占据，会对根据地造成极大的威胁，建议焚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后又在万人饥民大会上征求意见，并举手通过焚寺的决定。
烧寺，是由红军负责的。分粮，是由渭北游击队组织群众进行的。香山寺的粮食可真多，大约有二、三千石。饥民们分到粮食，无不感谢红军和游击队的恩德。这些饥民，大都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给予红军有力的支援。
现在回想起来，当是分粮解救灾民不仅正确，而且必须那样作，火烧千年古刹，从军事角度讲，虽说对巩固根据地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从保护祖国的文物古迹来说，却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随着斗争的胜利，我照金地区党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组织贫农会赤卫军，开辟香山、九保两个地区；红二团向西发展，消灭了照金和旬邑民团一部，使红色区域扩大到薛家寨、照金地区。红军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青壮年农民和灾民纷纷自愿参军，红二团扩建了步兵二连，吴岱峰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全团迅速发展到三百多人，长短枪三百余支。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军事干部，红二团正式成立随营学校。校长由李杰夫担任，汪锋同志任政委，学员三十余人。
部队继续由照金南下，相机消灭淳化铁王镇民团数十人，向通润镇一带出击，进三原县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会合作战。至此，红二团经过二十余天的辗转游击，划出了照金根据地的南北区界。先后协助组建香山、芋园、照金、旬邑、宜君五支游击队。红军和游击队有了自己的地盘。
这些，杜衡根本听不进去，凭借军政委的权力，强行下令攻打庙湾。我们虽然反对这次行动，但作为指挥员又不能不执行命令。为了把仗争取打好，部队少受损失，志丹和我们制定出作战计划：由志丹、杜衡、郑毅带领主力走捷路，拂晓发动突然袭击，我带骑兵连绕道走庙湾下川隐蔽起来，堵截逃跑敌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
一九三三年元月十七日晚，我军分两路向庙湾行动。由于事先对山路距离估计不足，步兵虽先行出发，拂晓前却未能到达庙湾后山，而骑兵已按时进入阵地。时至早八点左右，战斗还未打响，显然偷袭已失掉机会。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声（可能是敌人走火），划破了清晨的寂静，骑兵连误认为我军已与敌接火，立即发起攻击。
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久经战火锤炼，十分勇敢，一个马冲锋便进到庙湾街里。骑兵连长曹胜荣、指导员张秀山，更是身先士卒，直接冲向敌人碉堡。敌人见我们攻势凶猛，立即龟缩进三个碉堡里，居高临下，阻击我军。此时，志丹带领主力从山上压下来，投入激战。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炮，缺乏攻坚能力，虽经多次强攻，终未奏效，部队受到伤亡，骑兵连长曹胜荣同志英勇牺牲，张秀山同志身负重伤，还有几个很好的班、排长也牺牲了。
下午，战斗仍在继续。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本应立即撤出战斗，但郑毅不让撤，又重新组织突击队，反复冲锋四、五次，结果每次都被敌人用手榴弹压了下来。下午四时，部队被迫撤出。
庙湾一战，打得不好，不但没有拔掉据点，反而伤亡二、三十个同志。干部战士对杜衡、郑毅意见很大，纷纷要求检讨失利的原因。战斗失利，本出于决策者杜衡“打倒一切”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导，但他为了平息众怒，硬是把错误责任推在参谋长郑毅身上，将郑撤职。郑毅同志曾在冯玉祥部当过营长，喜欢打大仗，不懂游击战术，错误的估计我军力量，使部队受到损失，理应负一定的责任。对此，我身为团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杜衡集错误于一人，采取“丢卒保车”的伎俩，也实在可谓道行之深、品质之劣惊人。
撤了郑毅之后，指战员坚决要求志丹当参谋长。我也公开表示，如果不任命志丹当参谋长，我就辞职。最后，杜衡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任命志丹为参谋长。郑毅同志随即被任命为第一连连长，后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是杜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第一次碰壁。
元月二十七日，骑兵连离开照金向北开拔，夜间宿营衣食村的半山凹里。半夜，夏老么带民团突然袭击了这里。枪响之后，战士们仓促应战，战马狂奔乱叫，无法展开，只得向后山梁撤退，等部队摆脱敌人，战马已损失过半。骑兵连绕道宁县、正宁返回照金。
骑兵连遭袭击，主要是指挥员轻敌麻痹，选择了不利骑兵战斗的宿营地。如果他们当晚把部队向北再拉出几十里，完全可以摆脱敌人。对此，志丹和我没有追究他们个人的责任，只是强调要总结教训。但是，强世卿同志，却引以为咎，坚决要求辞职离开部队。经再三劝阻无效，最后我和志丹同意他回安定县老家打游击。骑兵连长由老杨琪继任。
红二团连续出击，促进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迅速扩大，地方游击队相继成立，并主动配合红军作战，威胁着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在这里的势力。他们先后调动骑兵团、警卫团、特务团配合当地民团，以孙辅诚为总指挥，向红二团发动围剿。面对十倍于我之敌，究竟应该怎么打，团党委存在着分歧。以志丹同志为首的，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跳出照金，到外线寻机作战，调动敌人撤离我根据地，这样可以争取主动，杜衡的意见是，坚守根据地，打防御战。最后，杜衡否定志丹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执意把部队拉到芋园，待敌进攻。结果，坐失良机，致使红二团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二月四日，敌骑兵团、特务团各一营，协同庙湾民团，分三路包围红二团驻地上芋园和下芋园。红二团被迫进行抗击。敌人火力很强，步枪、机枪、迫击炮弹，象雨点似的射来。眼看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我们当即决定边打边向山上撤退。不料后路又被夏老么民团截断，形势相当危机。幸好，渭北游击队赶到，及时阻击夏老么部队，使红二团顺利地跳出合围。
这次战斗，我们伤亡了一些战士，丢掉了四门“榆木大炮”。“榆木大炮”，是志丹的发明。他看部队没有重型武器，震慑不住敌人，让用榆木做四门大炮的炮型，外边用红布套上，行军时由骡子驮运。群众看见后，高兴地说：“红军有大炮哩！看狗日的民团还猖狂不？”为我们造舆论。当要攻击据点时，就抬出来支着，迷惑敌人，以助军威，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次突围丢了，暴露了“秘密”，还真有些可惜。不过，敌人抢“大炮”时，被我们的火力杀伤不少。
芋园战斗，是社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第二次碰壁，这次战斗，不仅使我们红二团失掉了作战的主动权，而且使根据地蒙受损失。但是，根据地的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他们在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骚扰袭击敌人，搞得敌人昼夜不宁，不久便撤离根据地。
三月三日，红二团返回照金，杜衡离开部队回了省委机关。
三月下旬，红二团转入外线，主动向东出击，打下同官县金锁关，消灭民团三十余人，截断咸榆公路。随后，进军三原县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汇合。我们利用游击队地理熟悉的特点，到处活动，捕捉战机。经侦察了解，心字区北原住着敌骑兵团一个排，于是我们决定打它一下。战前，我们派游击队在附近打土豪，佯装“溃逃”的样子，边跑边丢东西，有意让土豪去报告，引诱敌人。而我们则把一个连的部队埋伏在敌人必经之地西马道两旁。
敌人果然上当，一个排被我军全歼。
四月五日，红二团南下泾阳一带活动。在三原、泾阳交界处，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杨虎城要陪美国人安立森（后听说是一位水利工程师）到泾惠渠吊儿嘴参观，估计有一连军队保护。我们认为，机不可失，应该进行袭击。晚间，我们率部队向泾阳游击队驻地西凤山靠拢。在这里我们找到泾阳游击队队长苗家祥一问，才知道杨虎城根本未来，安立森来了，也没有军队护送。
翌日，我们决定一部分骑兵配合游击队攻打桥头镇，我带一个排和七、八个游击队员抓安立森，其余部队由志丹带到西凤山脚下集结。结果，桥头民团闻讯逃跑；我带的战士，在吊儿嘴一个水闸前，抓住安立森，缴获渠队几支枪和七八箱炸药。当晚我们返回住地，把安立森交给了泾阳游击队。
捉了安立森，我们准备转移，晚间我安排各连排，提高警惕，以防敌人偷袭。鸡叫前后，部队吃过饭由住地向东出发，行至拂晓，与敌人遭遇。原来，我们捉住安立森，敌人十分惊恐，遂派一个团的兵力，乘汽车堵截我军，车上驾着重机枪和迫击炮，气势汹汹，企图消灭我们，抢走安立森。由于我军早有警惕，两军相遇，我立即命令一连开火，猛烈的枪弹打得敌人懵头转向。在晨雾中，敌人看不清我们，慌忙后撤，组织进攻，我军乘机登上西凤山。敌人看见我们撤出战斗，只好“望梁兴叹”打了几炮，拉着死伤的士兵，由原路返回。
红二团由西凤山过泾河，翻一座大山到淳化县南村附近宿营。南村有个堡子，我们原不想打，但堡子里的民团却自不量力地开枪射击我们。志丹下令，二连连长吴岱峰、指导员高锦纯带战士向堡子发起进攻。高锦纯同志非常勇敢，头顶一个筐子，带战士冒着敌人的手榴弹，硬是冲进堡子，把敌人全都消灭了。
离开南村堡，部队继续向西行进，四月十三日，在旬邑土桥镇歼敌河工队三十余人。接着，又在彬县龙马、高村消灭了几股民团。不久，部队安全返回照金。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由中共陕甘边特委主持，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后改为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周冬至（农民）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同志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文化教育、内务、肃反等委员。革命委员会机关和赤卫军总指挥部，设在照金。红二团后方基地设在薛家寨，先后成立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被服厂有二、三十个女工，她们都是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积极分子，平时站岗放哨，缝制军服，战时同游击队一起执行任务，曾被人称为红军女游击队。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地相继成立桃曲原、照金、老爷岭、马栏川、七阶石等乡级革命委员会；建立公开与秘密农民联合会二十几个。自此，苏区幅员扩大到东至耀县王坪坡、胡家巷，西抵七里川黄花山，北迄伍房川、王家沟、断头川，南接老牛坡、高儿原，面积约为五千多平方华里。随着革命的发展，以照金为中心的这块革命根据地，几经波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摧毁，一直坚持到新中国的诞生，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照金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红二团和游击队的迅速发展，人民欢欣鼓舞，敌人惶恐不安。他们再次调集警卫团、特务团、骑兵团和86师511团，配合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县民团，兵分四路“围剿”根据地。面对气焰嚣张的敌人，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习仲勋、李妙斋等同志带领边区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红二团插入敌后寻机打击敌人，“调动”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
红二团跳出照金之后，向西进击，在旬邑地区消灭一些民团，转矛北上。到宁县盘克原武乐堡住了两天，在这里我们遭到守西峰镇的敌正规军两个营和几个民团的进攻。志丹考虑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不宜交战，决定主动撤离。撤退时，我带骑兵连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敌人火力很猛，用重机枪封锁我们的退路。战斗中，骑兵连新任连长李光明不幸光荣牺牲，其余同志安全撤退。
李光明同志牺牲，我非常难过，这不仅因为他是我延安四中时同窗好友，更重要的是我党失去了一位坚强的战士。李光明同志，是延川县人，出身清苦，革命坚决，为人正派，作战勇敢。一九三三年春，他为找红军来到彬县，受彬县县委指示组建彬县游击队。活跃在西兰公路上，打击敌人，拦截物资，影响很大。后游击队被彬县民团打散，他只身闯进西安城。在西安一家饭馆里吃饭时，不巧被他拦截过的一位汽车司机认出，叫来警察抓他。他冲出饭馆，穿大街、钻小巷、进民宅、翻院墙与敌周旋。后迫于无奈，他拔枪抗击敌人，轰动了整个西安。一时，全城戒严，人们大喊“红军进城了！”搞得敌人惶恐万状。从下午直到夜幕降临，他才摆脱敌人追捕，摸上东城墙，跳出城外，最后历尽艰辛终于找到红军。对此，志丹和我表示非常赞赏，志丹曾说：“这个李光明胆子真大，一个人敢闯西安城，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后来由我提议，经志丹同意任命为骑兵连连长。所以，他的牺牲，使我们感到非常沉痛。
五月上旬，部队进入子午岭宜君县上镇子稍事休整。这期间，强世卿听说我们在宜君县上镇子一带活动，带十二个人，三条枪（一支驳壳枪、一支手枪、一支步枪）七匹马前来找我们。大家相见，非常亲热。强世卿同志向志丹汇报了他回安定后，串连几个人，伏击打敌伪县长，拉起游击队，自称为一支队的情况。志丹听后，非常满意，并对其工作作了指示。强世卿把七匹马交给骑兵连，我们把他们全部武装了起来，每人给一条枪，补足子弹。这支游击队原番号为一支队，志丹同志认为继续沿用一支队为好，所以没有重给番号。为了加强一支队的领导，志丹决定派杨重远同志担任一支队政委，派马佩勋同志担任副支队长。
待一支队走后，红二团继续西进。部队行至九村庙原，听说敌驻守长武县何全升部一个连哗变，也来到附近。于是，我们便派人前去谈判、协商，最后收编了他们。为改造这支变兵，我们曾派许多干部去做工作。但这股变兵，目无红军纪律，旧意识、旧习惯很严重，不安心当红军，常议论逃跑之事。因此，我们便在一个早上，突然缴了他们的械。八十多个变兵，除少数表示愿意革命的留在部队外，余者按我们对待俘虏的政策，发放路费，打发回家。
红二团离开九村庙原，又在宁县一带活动多日，最后在段家堡消灭民团数十人。与此同时，特委领导游击队和群众，在红二团外线作战的配合下，坚壁清野，骚扰敌人，进行一系列战斗。进入根据地的敌人，在我军民的围困下，吃尽了苦头，很快撤离了，根据地军民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五月二十五日，红二团结束外线作战的任务，返回照金。在照金北梁，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部队下步行动计划。根据高锦纯同志回忆，参加会议的人有：杜衡、刘志丹、汪锋、金理科、习仲勋、李妙斋、李杰夫、秦武山、师克寿、杨文谟、高锦纯、李秉荣、惠泽仁、魏武等。因当时敌人离我们很近，我留下掌握部队，未能参加会议。
会上，有两种意见。以杜衡为一方，认为敌人力量大，群众基础差，部队天天跑着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并提出四条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二十九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志丹、金理科等为一方，反对南下，主张坚持陕甘边根据地，以乔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活动，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杜衡不等志丹把话说完，蛮横无理地给志丹等扣上“一贯右倾”的大帽子。对于杜衡形“左”实“右”的夸夸其谈，与会者感到疑惑不解，但又说不出道理来，致使杜衡凭借淫威，硬性通过了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
会后，志丹同志给我传达会议精神，他神情严肃，用低沉的语调说：“会议决定红二团南下建立渭华根据地。”
听到要南下，我也不解，就凭我们几百号人，几百条枪，进入敌人腹地，能行吗？但同样说不出个道道来。接着志丹问我：“你的看法呢？”
我当时还很幼稚，想着只要有志丹撑腰，到哪里都一样为革命打仗。顺口说道：“你对那一带熟悉，现在会议已经决定了，我只有服从。反正在军事上靠你就行。”
志丹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说：“是呀！组织的决定，只能服从，尽力把仗打好。”
其实，志丹那时心情非常沉重，他既为红二团的命运担扰，又为当时所作的错误决定而揪心，只是不便公开说出来罢了。
五月二十九日清晨，我们召开全团大会，杜衡和志丹在会上作了简短地动员讲话。饭后，部队由北梁出发，挥师南下。
下午，部队到达桃曲原。桃曲原村西有条小河，叫桃曲河，村南有座土寨子，无人居住，团部驻扎在村里。
大约下午四点多钟，部队正在开饭，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偷偷占领村南土寨，向我军猛烈开火。我听见枪声，一个箭步冲出窑洞，命令司号员康健民用号声调各连反击。志丹随后也冲了出来，一边打一边命令一连冲锋，一个急冲锋，把敌人从寨子里压到桃曲河沟，骑兵连又从原上俯冲下去，截断敌人的退路，共消灭敌人八十多，缴获大批抢支。这股敌人，是淳化县的保安队，有一百多人。大概因为他们的“情报”不准，错把我军当成小游击队，企图来个偷袭一网打尽。其结果，“偷鸡不成反失一把米”，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天黑时，我们清扫了战场，把枪支弹药交给当地游击队，把俘虏交给地方干部，让他们处理。
翌日，红二团由桃曲原出发，经凤凰山从爷台山和方里镇之间直插下去，行军一百多华里，到达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张秀山领导的渭北游击队汇合。在这里，二团党委和游击队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杜衡继续奢谈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同志，以此表示异议，劝阻不要冒此风险。杜衡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劝阻，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
第二天拂晓部队出发，下午到长坳。在长坳，我们配合渭北游击队打了敌富平张德润民团。这个民团，是当地豪绅从富平请来，专门弹压游击队的。他们来后，无恶不作，抓走我苏维埃主席孙平章等人，群众无不痛恨。长坳，地形险要，寨子两边都是深沟，易守不易攻。战斗打响后，少部分游击队员和步兵一连两个排从正面攻击，吸引敌人；骑兵连绕道敌侧后助战，部分游击队员从后沟压下去营救被捕同志。结果，敌人把孙平章等人转移了，没有营救出来，二团又急于执行南渡渭河的命令，黄昏时撤出战斗。部队来到寇家庄，没有进村，在庄外场上休息吃饭。饭后，我们准备出发时，杜衡突然提出，他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声称待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志丹和我感到意外：刚刚南下，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得表示同意。于是，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新说了一遍他要回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队期间由汪锋同志代理红二团政委。杜衡走时，从经理处长刘约三那里，要了一头毛驴和一些钱，只身离队，事后得知，杜衡并没有直接去西安，而是到了三原县境内。
省委听到红二团南下的消息后，非常着急，认为南下不仅错误，而且会将红二团断送到渭华一带，立刻派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县阻止部队南下。袁到三原正巧碰见杜衡，遂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与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赵伯平、刘映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他同志，针对杜衡的错误也进行了批评。会议决定，由赵伯平同志通知高陵县支部，在高陵县境拦截部队。遗憾得很，等命令传到高陵支部时，部队早已渡过渭河了。
部队离开寇家庄，在地下党的向导下，向高陵方向夜行军。高陵县位于渭河北岸，地势平坦，无遮无掩，水渠纵横，行军困难，这里住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如果不趁夜间偷越，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天黑极了，战士们拉成一行队列，深一脚浅一脚地穿麦田、绕渠埂行进，绕来绕去，我带的部队和志丹带的人马失去联络。当东方出现鱼肚色时，我们才刚从高陵县南城墙根穿过，抬头望去。城上敌人清楚可见，敌人不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不敢贸然开枪，我们急于行军，也未予理睬。等我们行至高陵县城东古塔跟前，才与志丹一路汇合。原来，志丹他们是从城北穿过来的。